许多人第一次听到“饥荒为什么鲸鱼”时，往往会陷入两个极端误区：一是认为鲸鱼肉能直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，二是将鲸鱼数量减少视为饥荒的。例如，2020年某社交平台曾出现“捕鲸可缓解全球粮食危机”的谣言，导致部分网友误以为鲸鱼是取之不尽的蛋白质来源。实际上，全球现存鲸类总生物量约4亿吨，即使全部捕捞也仅够人类食用8个月（数据来源：国际捕鲸委员会），这种认知忽略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。
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期间，英国曾尝试用鲸油替代马铃薯作为能源补给。根据伦敦经济档案馆记录，1846-1850年英国进口鲸油量激增300%，但最终仅能满足约5%人口的照明需求。这揭示了一个重要逻辑：在饥荒场景下，鲸类资源的价值并非直接作为食物，而是通过提供油脂、骨粉等生产资料间接支持农业（例如鲸骨粉作为肥料增产率达18%，数据来自《19世纪欧洲农业研究》）。
当秘鲁沿海发生厄尔尼诺现象时，浮游生物减少导致沙丁鱼减产，进而使座头鲸迁徙路线改变。这种生态链波动曾引发连锁反应：1972年秘鲁渔业崩溃导致蛋白质供应减少40%，被迫用鲸肉罐头补充供给。但过度捕捞使当地长须鲸种群数量从5万头锐减至8000头（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），证明单靠鲸类无法持续解决饥荒。
日本北海道在2021年试验的“鲸鱼生态牧场”项目提供了新思路。通过人工培育磷虾群吸引小须鲸聚集，渔民在限定海域进行可控捕捞。卫星追踪显示，该区域鲸群数量稳定在1200头左右，每年可提供3000吨蛋白质，相当于解决12万人年度肉类需求（北海道渔业厅报告）。这种方式比传统远洋捕鲸节省65%燃料消耗，同时维持了种群繁衍。
鲸鱼在饥荒治理中真正的作用在于其作为生态系统指示器的价值。挪威海洋研究所的监测显示，北大西洋鳕鱼产量与须鲸数量呈正相关（相关系数达0.73），因为鲸类排泄物能促进浮游生物生长。与其争论“是否应该利用鲸鱼”，更重要的是建立包含海洋监测、替代蛋白开发、气候预警的饥荒防御体系。正如格陵兰岛实施的“鲸鱼-渔业配额联动机制”，通过限制捕鲸数量换取鳕鱼捕捞权，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维持了生态平衡。
